《公羊傳》的傳授、撰作者與撰定年代:
《公羊傳》由子夏傳給公羊高,再傳給公羊壽與胡毋子都於漢景帝時期整理成書,儘管一些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後人的偽託。實際上,《公羊傳》可能是戰國到漢初期間,儒家某派經師長期口耳相傳,直到景帝時才由公羊家族整理成書。
《公羊傳》的解經方式:
《公羊傳》透過逐字解析和問答的方式來恢復和傳承義理,重視褒貶是非,並以「以道名分」、「以道義」和「述其春秋之微言幽旨」為主要特點。
兩漢公羊家之重要理論:公羊學的三統說、三世說與異外內:
公羊學的三統說、三世說與異外內理論,解釋了歷史的循環、進化以及孔子記錄歷史的不同階段,影響了兩漢時期的學術和政教。
兩漢公羊家對政教之影響:
公羊學強調通經致用、大一統和陰陽災異觀,影響了漢代的法律和政策制定,並在解釋災異現象方面有重要貢獻。
《公羊傳》傳授源流及注解要籍:
《公羊傳》經何休注解後,在唐代被《左傳》取代為解釋《春秋》的正統,直到清代由劉逢祿等學者復興,並在清末因強調經世致用的需求而再次受到重視。
《公羊傳》是一部儒家經典,其傳授和撰寫歷史可以追溯到東漢。根據東漢的戴宏所說,這部經典最早是由子夏傳給公羊高,再傳給他的兒子平,依此類推,最終由公羊壽與齊人胡毋子都在漢景帝時期整理成書,何休的說法與戴宏相近,但也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後人偽託的說法。實際上,《公羊傳》可能是戰國到漢初期間,儒家某派經師長期口耳相傳,直到景帝時才由公羊家族整理成書。
《公羊傳》的解經方式有幾個主要特點。
「以道名分」,孔子作春秋目的在於誅亂臣討賊子,確立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。
「以道義」,此為司馬遷提出,司馬遷認為王道不行,禮義闕廢,故作春秋以章「義法」,就是透過歷史例子,呈現出「義」的內涵。
「夫子沒而微言絕,七十子終而大義乖」,此為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提出的,劉歆認為孔子卒後,其春秋的微言幽旨也已經失傳,欲求孔子微言大義需要靠左傳而得知。不過今文家認為左傳不傳春秋,需透過公羊傳和穀梁傳才能探其微言大義。
關於解經方法,《公羊傳》試圖通過逐字解析的方式來恢復和傳承這些義理,皆通過問答的方式來逐字解析經文。這部經典特別重視褒貶是非,經常會出現褒貶譏絕等字眼。但學者如朱熹和鄭樵批評說,不是每個地方都需要如此細緻地褒貶。因此,公羊解經主要在於三點
端正名分:正其五倫關係,誅亂臣,討賊子。
明辨是非,確立禮儀。
述其春秋之微言幽旨。
先秦時期,儒家學者思想,已和公羊家有些重疊,例如孟子提倡一統、定於一,和公羊家不謀而合。而在兩漢時期,為公羊家發展蓬勃的時期,《公羊傳》對學術和政教也有重要影響,乃至於到今天大家仍熟知大一統的思想。漢武帝時期,立五經博士時,特別推崇《公羊傳》。重要學者包括董仲舒、胡毋生和公孫弘。董仲舒可以認為東漢時期,《公羊傳》逐漸衰微,何休還依據胡毋生的條例撰寫了《春秋公羊解詁》欲扭轉世人對公羊家讖緯迷信的觀念,以及欲還原公羊家的根本理論。
《公羊傳》是《春秋》的三大傳之一,為公羊家學派所傳。公羊學在漢代影響深遠,其中最重要的理論包括三統說、三世說和異外內。以下將詳細解釋這些理論,並試圖以白話文呈現,以便更易理解。
三統說
三統說由公羊學大家董仲舒創立。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質文》記載,董仲舒認為歷史上不同的王朝循環交替,代表三種統治體系,稱為新周、故宋、以春秋當新王。
新周、故宋、以春秋當新王:
新周:指周朝在新王朝中的地位。
故宋:指商朝(在周朝時則封在宋國)在新王朝中的地位。
以春秋當新王:孔子作《春秋》,以新的王道思想取代舊的周朝傳統。
董仲舒認為,每個新王朝都是應天命而建立,代表其中一統。存三統指的是在周朝時代並存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傳統與制度。周朝會復立杞國以奉夏祀,立宋國以奉商祀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實際上是以素王的身份立法,代表魯國成為新的王統,稱為「王魯」。真正繼承周統的是漢朝,因此三統說的重點在於孔子制《春秋》以授漢,公羊學將《春秋》推尊至極高地位。
三世說
三世說在《公羊傳》中出現三次,分別記載於隱公元年、桓公二年和哀公十四年。這一理論解釋了孔子作《春秋》時所依據的不同歷史事實,分為三個階段:
所見世: 昭、定、哀之世,孔子親眼所見的時代。
所聞世: 文、宣、成、襄之世,孔子親耳聽聞的時代。
所傳聞世: 隱、桓、莊、閔、僖之世,孔子從他人處聽聞的時代。
這些不同的階段顯示出歷史事實的親疏恩等,也反映在《春秋》的用詞中。何休進一步將這三個階段概括為「據亂世」、「升平世」、「太平世」。隨著時間推移,歷史逐漸進化,從混亂走向治理,最終達到太平。
異外內
異外內理論在《公羊傳》中提到孔子記錄四夷之事的方式,顯示了從近及遠的效果:
所傳聞世:親近自己的國家,疏遠其他國家(內其國而外諸夏)。
所聞世:親近中原諸國,疏遠夷狄(內諸夏而外夷狄)。
所見世:在太平時期,各國之間沒有內外之分,遠近大小一視同仁。
總結來說,公羊學家認為,孔子作《春秋》不僅僅是記錄歷史,而是旨在改變政治和社會秩序,推動社會進步。他們視孔子為「素王」,即有德無位的王者,並認為孔子的《春秋》是立法興太平的政教之書。在公羊學家看來,公羊學的三科九旨展示了孔子的歷史觀和政治理想,強調歷史的循環進化和政治的改制立法。這些理論不僅影響了漢代的學術思想,也對後世的儒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公羊學家通過對《春秋》的解釋,試圖揭示孔子在撥亂反治、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深遠意圖,為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和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視角。
公羊學對西漢的政教影響深遠,影響包含了通經致用、大一統以及陰陽災異觀 (公羊家,讖緯)。漢代學者強調「通經致用」,經常引用《春秋》的經義來制定法律和政策。其次,公羊學派強調大一統觀念。最後,也經常討論災異現象,董仲舒是漢代首位以陰陽說解釋災異的學者。西漢學者主要依據《尚書》和《春秋》討論災異,東漢則更多受到讖緯影響。鄭玄在《六藝論》中說:「《左氏》善於禮;《公羊》善於讖;《穀梁》善於經。」
東漢河休,最早注本《公羊解詁》,是為引讖緯之作。而何休以後,《公羊傳》幾乎沒有名家。唐代時,《左傳》正式取代《公羊傳》,成為解釋《春秋》的正統。現在的《公羊傳注疏》作者徐彥,史書對他的記載不詳。宋代儒者繼承啖、趙捨的求經風氣,直接詮釋《春秋》的情況較少,《公羊傳》和《穀梁傳》也逐漸衰微。清代《公羊傳》學復興始於莊存與,劉逢祿對何休的闡釋最為力。其他如凌曙、陳立、龔自珍、魏源、廖平、康有為及皮錫瑞等人,皆是清代的《公羊學》大家。最後,清末因內憂外患頻繁,強調經世致用的聲音激起,因而清末公羊學復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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