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禮記 》

書名名義、編輯過程與體例

• 書名名義：所謂「禮記」原是附於《禮》(《儀禮》)之記，為經之補充資料。

• 編輯過程與體例

  • 《漢書．藝文志》著錄「《記》，百三十一篇。」而又分成兩種版本，相傳戴德選85篇，是為《大戴記》；戴聖選49 篇是為《小戴記》，即今之《禮記》。而所謂「《記》，百三十一篇。」並非指此為一部一百三十篇的著作，而是說這種闡釋《禮》的文章共有一百三十篇，而漢代經師所選其中若干篇出來，才有以上兩種版本。

  • 唐朝，孔穎達參考梁皇侃，北周熊安生等《禮記義疏》而成《禮記正義》，此作在《五經正義》中評價較高。

  • 南宋，朱熹於《禮記》中取〈大學〉、〈中庸〉二篇，為《四書》之二，成為元朝後讀書人的科舉必讀之書，同時使其《禮記》地位更為崇高。

作者

• 《禮記》出於編輯之作，故各篇並非一時一人之作。籠統言之，乃出於孔子弟子及其後學之手。析言之，除少數篇章有主名外，大多數不明作者及確切寫作年代，且宋代以下學者論其作者與著成時代者不多。關於作者不明的問題，根據梁啟超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》所說，不必太糾葛於文字是否真創作於孔子，只要認為《禮記》所說，為儒家之言及可，而孔子之言則需審擇。

• 有兩三原因。其一，是因為戰國秦漢間孔子已帶有神話性，留下文字的人大多附托於孔子之口。其二，「子」字不只單指孔子也有很多代稱，例如代表著弟子稱老師，或稱子思。其三，孔子之言經過輾轉相傳，難免有其附益或失真。

內容與分類

• 《禮記》四十九篇包含《曲禮》上下篇、(檀弓》上下篇，《雜記〉上下篇，故篇名僅四十六。據鄭玄《三禮目錄》引文劉向《別錄》曾依據分作十一類。各篇所屬性質大致如下：通論、制度、喪服、世子法、祭祀、吉禮、吉事、樂記、明堂陰陽記。

• 今傳《禮記》各篇未依相同性質編次，全書顯得雜亂，且各篇寫作體例差異亦大，有的篇章是小章的集合，而有的篇章全為有頭有尾的文章。

歷代《禮記》研究概況

• 漢代禮學博士，主要為《儀禮》，而非《禮記》。《禮記》只做為讀經之傳記佐證。東漢鄭玄遍注《三禮》，《禮記》地位方才逐漸上升。東漢立五經學官，《禮記》方正是入經。

• 唐代孔穎達依梁皇侃《禮記義疏》為本，再用北周熊安生《禮記義疏》修正補充而成《禮記 正義》一書，在《五經正義》中評價較高。

• 宋人對於禮記關心重點多在〈大學〉、〈中庸》二篇，因朱熹將此二篇列於《四書》篇目中。宋人〈大學〉改本不下七種，今猶傳 程顯、程頤、林之奇、朱熹、董槐等五種。

• 清朝則有更多解釋《禮記》之著作。清初禮學專學有萬斯大《學禮質疑》、方苞《禮記析疑》、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、朱彬《禮 記訓纂》。

《禮記》的價值與影響

• 《禮記》多闡揚補充《儀禮》儀節中所代表之涵義。

• 因《儀禮》只有十七篇，所含禮儀並非全部古禮，因而《禮記》中部分篇章，如《檀弓(內則》《月令》皆補《儀禮》之不足的禮儀內容。

• 關於《禮記》中「通論」的各篇，透露孔孟以下儒家思想演化的痕跡，乃是研究戰國至漢初儒學之重要材料。例如《禮記》中〈大學〉、〈中庸〉心性的闡揚、〈學記〉的教學理論。

《大戴禮》概說

• 闡釋《禮》的文章共有一百三十篇，戴德與戴聖兩位漢朝經師選擇不同篇章，而有《大戴禮記》（戴德）、《小戴禮記》（戴聖）。據鄭玄《六藝論》記載，《大戴禮記》原85篇，而今傳40篇，始於〈主言〉終於〈易本命〉，而戴聖選49 篇是為《小戴記》，即今之《禮記》。

• 《大戴禮》的價值在於補充《三禮》記載之不足，因為戴德於一百三十篇關於《禮》的文章中選擇八十五篇，有些是《三禮》之中沒有的內容。例如〈公符(冠)〉記載國君之冠禮，可與《儀禮．士冠》相參。

• 劉熙大約在200年為《大戴禮記》作過注。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921頁的註解可知，劉熙注已經失傳，現存的注據説是仕於魏和北周的盧辯所作。

問題

• 既然禮記是對於儀禮制式條文，內涵與哲學性的補充，為何儀禮有些篇章在禮記裡面卻沒有？

  • 好，這是談論為什麼儀禮有的部分，而禮記卻沒有補充記載的問題。這是因為禮記僅僅是作為補充，不可能把全部的儀禮條文全部補充講一遍，再加上禮記是漢代經師於一百三十篇關於〈禮〉的著作文章裡面，挑選若干篇來組合成一本書的，不是以儀禮為底本來作補充的，當然就不會全部依照儀禮的內容來去作補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