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將通過分析苟悅、袁宏、十八家晉史及李延壽與歐陽修等史家作品的評價,探討他們在史書編纂中所採取的不同方法及其對史學的影響。以下則予以分述之。
(一)、此之所指《漢紀》實際上為《前漢紀》,由苟悅編撰。苟悅之所以撰寫這本書,是因為班固的《漢書》過於繁瑣。因此,苟悅在漢獻帝的命令下,對《漢書》進行了簡化,改變了其紀傳體的形式,並以編年體撰寫而成,記錄了漢代歷史。而後袁宏編寫了《後漢紀》,於東晉時著此東漢史書的書,並受苟悅編年體《漢紀》啟發。袁宏根據史實和《漢書》的材料進行篩選,克服了東漢史料繁複的難題,最終完成了《後漢紀》,一部編年體的史書。
(二)、「十八家晉史」指十八家史家共同記載的晉朝歷史。這些史書主要記錄了西漢至東晉的歷史事件,但僅含西晉或東晉之數帝,未能全面包羅兩晉時期的歷史資料。後續,這些資料是通過唐代房玄齡、褚遂良等人進行整理而成的,並成為撰寫《晉書》的主要依據。而《晉書》包含了許多詭異的記述,並且使用了大量的駢儷文,文風華麗,但內容卻不夠實在。正如《房玄齡傳》所說:「史官多為文詠之士,好採詭謬碎事,以廣異聞。」然而,儘管如此,《晉書》仍在保存歷史資料方面具有其功勞。
(三)、李延壽仿效《史記》撰寫《南北史》通史之體,旨在簡潔記述南北朝的歷史。司馬光在〈貽劉道原書〉認為此書為「近世之佳史」。雖然預言、吉祥事件、歷史敘述和諷刺批評無所不載,但敘事簡淨,和南北正史相比沒有多餘的文辭,然而,李延壽的《南北史》未包含制度史的內容,為一缺憾,缺乏對當時社會制度的詳細描述。
(四)、歐陽修為北宋著名的文學家,他在《新五代史》採用《春秋》筆法。字裡行間評論意味濃厚,且文筆簡潔明了,同時能夠深刻表達事實。相比於薛居正的《舊五代史》,《新五代史》評論意味更濃厚。而後,歐陽修認為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,戰爭頻發,社會動蕩,因而在書中表達了對這一時期的感嘆之情,故論述時常以「鳴呼」開頭,表達其對亂世的感慨。
綜上所述,各家史書在體裁選擇和記述風格上各有特色。苟悅和袁宏的編年體史書追求簡潔明瞭,改變了傳統紀傳體的繁瑣;十八家晉史未能全面包羅兩晉之史料,而《晉書》包含了許多詭異的記述,且多文麗之詞,不實在;李延壽的《南北史》雖敘事簡潔但欠缺制度史的記載;而歐陽修的《新五代史》則以其簡潔的文風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著稱。